王 辉

　　王辉 1964年生于甘肃会宁。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毕业，2006年日本神户大学文化学研究科博士毕业。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曾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研究、早期丝绸之路和早期秦文化研究工作。
　　甘肃位于西北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会处，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甘肃古代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依据地貌形态可以将甘肃分为祁连山地、河西走廊、北山山地、青藏高原东北部、陇中黄土高原、甘南草原、陇南山地和陇山山地等地理区。
　　甘肃的河流主要属于三个流域：内陆河流域均在河西走廊，自东向西分别为石羊河水系、黑河水系和疏勒河水系，内陆河大多发源于祁连山，向北流入内陆湖泊或消失于沙漠戈壁中；长江流域主要为嘉陵江水系；黄河流域包括黄河干流（包含上游黄河玛曲段及支流大夏河、庄浪河和祖厉河等）、洮河水系、渭河水系、泾河水系和清水河水系等。
　　甘肃的气候属于东亚季风的尾闾地带，对气候的响应十分敏感。甘肃现代气候处于由半湿润—半干旱区向干旱区过渡的地带，气候由东南向西北逐步变得干燥，地貌也由草原渐变为荒漠。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地区气候差异很大，自南向北有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和高山高原气候等四大气候类型。
　　

一

　　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第一批狩猎采集者进入了陇原大地，他们晨星般散布在陇东黄土高原。旧石器时代中期，甘肃大地上依旧人烟稀少，在陇东黄土高原上发现的旧石器以石英岩为主要原料，采用锤击和砸击制作。石器的加工比较粗糙，在文化传统上可能与匼河—丁村系关系密切。到了旧石器晚期，人群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甘肃中部，甚至到达了河西走廊和马鬃山地区，在马鬃山就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霍勒扎德盖遗址。该遗址中石器的制作技术延续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传统，仍以锤击法为主要的技术加工手段，以单面加工为主，石制品以石片石器为主，个体较小，器物组合中刮削器占比极高，尖状器仍然是主要器形。文化传统上，它们具有华北旧石器文化的共同特征，属于以峙峪文化为代表的小石器传统。另外，以刘家岔遗址为代表的另一类文化遗存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在黄土高原西部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旧石器时代，从陇东到陕西东部这片区域内的石器风格十分接近。
　　

二

　　距今8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文化在甘肃东南部的天水、陇南一带首先发展起来了，目前发现的遗址有10处左右。在秦安大地湾发现的大地湾一期遗存，其文化面貌和关中地区的老官台文化极相似，是老官台文化在甘肃的地方类型。大地湾一期文化时期的人们多在靠近河岸的地方生活，居住在半地穴式的房屋当中，农业和家畜的饲养业得到发展，种植了黍，饲养猪和鸡等。从黍的形态观察，尚处于驯化的初级阶段，猪也可能是随意放养的，狩猎采集经济仍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们过着相对固定的定居生活，发展起来了相对发达的制陶业，生产生活用具也作为死后的随葬品随葬。陶器的种类相对单调，颜色多为暗红色和砖红色，主要器形为三足钵、三足罐、筒形罐、圈足碗、小口鼓腹罐和圜底钵等，多以泥片贴塑法制成，烧成温度较低，纹饰以交错绳纹最为常见，陶钵口沿外侧的紫红色宽带是甘肃最早发现的彩陶。
　　老官台文化的产生与距今8000年—7000年的有利环境条件有密切关系。当时的秦安—天水一带是以森林、灌丛为主的森林、灌丛和草原多生态环境，气候温暖湿润，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使得生业形态中狩猎采集经济占有极大比重，因而限制了人口的增长，表现在文化格局上就是聚落小而分散，遗址的数量少。
　　尽管这一时期发现的遗址数量很少，但它们犹如陇原大地上的星星之火，奠定了以后甘肃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础。
　　到公元前4900年—公元前4000年之间，甘肃的文化发展进入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期，尽管未在甘肃发现半坡类型早期阶段的遗址，此时甘肃文化的面貌与渭河中游也有着细微的差别，但总体面貌上的共性远大于个性，和渭河中游的关中地区仍属于同一个文化区。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鱼和葫芦，也有着共同的向心式的聚落结构。
　　半坡类型在甘肃的分布范围广大，在甘肃东部和东南的渭河上游和泾河中、上游地区，以及西汉水上游和白龙江上游的部分地区都有分布。
　　半坡类型的陶器是在老官台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器的类型比较丰富多样，主要的器类有盆、圜底钵、小口尖底瓶、葫芦口瓶、弦纹罐等。彩陶比例增加，花纹母题多为鱼纹、人面纹、三角纹、折线纹和网纹等。写实的鱼纹形象生动逼真，在不断的演化中，写实的鱼纹也逐渐演变为抽象的几何图案，这些抽象的图案化纹饰活灵活现，神态万千，陶色多呈比较纯净的砖红色，代表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
　　甘肃半坡类型早期遗址的缺失和文化不连续的现象，与距今7200至6400年间开始的干旱事件的影响有关。干旱使狩猎采集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栽培作物的作用得到了显著提升，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农业经济取代狩猎采集经济成为生业形态的主体，黍类作物的驯化状态良好，猪的饲养也可能采取了圈养的方式。
　　栽培作物为人们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半坡类型文化的人口一直在稳定增长。人口增长造成的资源压力是半坡类型逐渐向西扩张的主要动因。
　　大约距今6000年—5500年之间，发源于晋南豫西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开始大规模向外扩张，这一时期也是“早期中国”的文化认同形成的时期。文化的融合进一步加强，形成了大范围文化面貌的空前统一。甘肃的庙底沟类型遗存中花瓣纹、变体鸟纹和双唇口小口尖底瓶等典型元素和庙底沟类型大同小异，区别只在于缺少鼎等细节方面。在庙底沟类型的偏晚
　　阶段，该地区的彩陶明显变得繁复，与关中东部地区渐趋简化的趋势正好相反，反映出核心区域和边缘地区的差别逐渐扩大。庙底沟类型在短时期内迅速扩展到甘肃中部和洮河上游，其西界抵达青海东部。在甘肃，庙底沟类型的分布不仅范围扩大，遗址的数量也大幅增加。
　　庙底沟类型时期的栽培农作物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由半坡类型时期黍占绝对比例发展到粟的比重大幅增加，这种情况的发生也是以粟为主要作物的庙底沟类型文化扩张的结果。
　　庙底沟类型时期，气候又变得湿润，甘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得到稳步发展。
　 

三

　　在距今5500年左右，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铜石并用时代，仰韶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仰韶文化晚期。甘肃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是从庙底沟类型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自身特征的地方类型，其文化面貌和关中地区出现了较大的差别，形成了甘青文化区的雏形。
　　仰韶文化晚期在甘肃的东部和中西部均有密集的遗址分布，分布范围和庙底沟时期接近，在古浪陈家场子遗址出土的喇叭口彩陶平底瓶或许昭示着仰韶文化晚期的分布范围已经深入到河西走廊东端。
　　仰韶文化晚期的聚落规模相差悬殊，出现了以秦安大地湾、西峰南佐和礼县高寺头等为代表的中心聚落。在秦安大地湾发现了面积达900余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这座建筑有前堂后室和门前的广场，应该是一座用于公共活动的大型建筑。该建筑在建造地面时，大量应用了人造黏土陶粒轻骨料和以这种轻骨料为集料、烧料礓石为胶结材料的轻混凝土,,是我国建筑史上的重要发现。在F411房址灶后侧的地面上发现了用黑色颜料描绘的地画，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地画，尽管目前学界对绘画所表达的含义尚有争议，但毫无疑问，这座建筑一定具有特殊的性质和用途。在南佐遗址也发现有面积达600多平方米的大型建筑。说明在仰韶文化晚期，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的前夜。
　　仰韶文化在经济形态上的明显变化是粟类作物向洮河流域及更西北的干旱和半干旱区扩散，并且在栽培作物中粟的数量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粟在栽培作物中的比重已经接近或超过黍。在庆阳南佐和礼县还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碳化稻米，但无法判断是当地栽培还是交换所得。
　　在距今5500年—50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气温再次呈现下降的趋势，草原范围进一步扩大，森林减少。气温的下降导致野生动物减少，家畜饲养变得发达。环境变化造成的压力促使能够适应干旱环境的粟的大量栽培，家畜饲养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人们追寻着祖先的足迹继续向西开拓。
　　仰韶文化晚期是甘青文化区的初成时期，尽管在文化面貌上与关中和中原腹地出现了较大差别，但在文化发展水平上仍然和上述地区基本同步。
　 

四

　　在仰韶文化之后，距今5000年左右，甘肃古代文化发展的地方特征得以确立，甘青地区自身独立的文化格局在这一时期形成，同时，和周边文化的交流和互动
　　更加广泛和深入。在甘肃存在着两支主流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
　　渭水上游、陇山和六盘山以西地区在仰韶文化西渐的过程中发展出马家窑文化，最终形成了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相互联系的马家窑文化体系；泾河和清水河流域的六盘山以东地区，受关中西部的案板三期文化的影响发展起来了常山类型，形成了齐家文化体系。它们都继承了仰韶文化晚期形成的以橙黄色为主要陶色的传统。马家窑文化系统发展起来了发达的彩陶工艺，是中国彩陶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和代表，房屋的地面为泥土和红烧土。常山类型和齐家文化系统继承了仰韶文化晚期白灰面地面的传统，在陇东黄土高原地区还发展起来了窑洞式房屋。
　　马家窑类型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从分布的地域特征上看，从早到晚有向南和向西扩张的趋势，在渭河流域逐渐向西收缩，最南端到达岷江上游和川西北地区，最西界在河西走廊西部的酒泉一带，由于所处地域不同，有着不同的地方类型。东乡林家遗址中出土了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和炼渣，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半山类型的分布范围较马家窑类型时期缩小，兰州—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是半山类型分布的中心区域，洮河和大夏河流域主要为半山类型的早中期遗存，西界可抵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在兰州以东的葫芦河流域和清水河流域也有零星的半山类型的遗物发现。半山类型发展的总体格局是逐渐向西移动。半山类型的年代范围在距今4500年—4300年之间。
　　半山类型时期开始流行二次扰乱葬，随着不同地区和时间的变化，葬俗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丧葬习俗的变化反映了各区域之间人群的移动。齐家文化系统的不断向西扩张迫使半山类型逐渐向西移动，同时也引起了半山类型内部的人群流动。半山类型中洞室墓的出现应该是接受了齐家文化系统菜园类型影响的结果，半山类型在兰州北部的消失也与菜园类型的兴起和西渐有关。
　　在距今4300年—4000年左右，马厂类型取代了半山类型。兰州—湟水—大通河一线是马厂类型分布的中心区域。马厂早期以后，在甘肃中部的渭河上游和祖厉河一带，马厂类型基本绝迹。在洮河、大夏河流域和青海东部的黄河沿线，马厂类型遗址的数量也较半山时期明显降低，但各地所出土的陶器保持了风格的一致性。马厂中期是马厂类型的繁荣期，在文化面貌上形成了东西两大区，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已经显示出比较明显的差异。在中期偏晚阶段，遗址十分密集地集中在兰州—湟水下游地区，河西走廊远达金塔一线。马厂晚期仅在湟水下游和兰州附近发现少量的马厂类型遗存。在河西走廊，马厂类型开始向西城驿文化转化。
　　马厂类型的墓葬同样呈现出多样、复杂和地域性特点，有竖穴土坑、土洞墓等形制，葬俗有仰身直肢葬、侧身屈肢葬、俯身葬等多种葬式，葬具发现有木棺。马厂类型文化格局和葬俗的变化与齐家文化的西渐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齐家文化的西进，马厂类型分布的区域逐渐为齐家文化所蚕食，迫使马厂类型的人们向更西的地方迁徙。马厂类型晚期大量流行的偏洞室墓就是受到了齐家文化影响的产物。
　　从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可以看到甘肃地区早期的文化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发展变化的特征。马家窑类型早期有明显来自仰韶文化晚期的器形和彩陶纹样，彩陶多为黑色单彩，晚期出现红彩。彩陶器形规整、造型精
　　美，彩陶花纹主要以流畅的曲线构成，以网格纹、圆点纹填充和点缀。花纹母题主要为旋涡纹、波浪纹、网格纹和垂帐纹等，早期还有来源于仰韶文化晚期的弧线三角纹和鸟纹、蛙纹等。彩陶线条流畅，花纹繁缛，充满动感，花纹在陶器上的布局科学合理，达到了中国彩陶艺术的巅峰。出土的舞蹈人物纹彩陶盆描绘了数组牵手舞蹈的人物图案，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半山类型的彩陶继承了马家窑类型的特点，彩陶以红、黑两色复彩为主，新出现了锯齿纹、棋盘格纹、葫芦网格纹等新的花纹母题，彩陶艺术同样具有相当高超的水准。马厂类型的彩陶普遍施红衣、绘黑彩，花纹母题主要为旋涡纹、四大圆圈纹、回形纹等，基本继承了马家窑文化的传统，但晚期的彩陶图案构图潦草、色彩暗滞，呈现出颓败和衰落的迹象。
　　在马家窑类型和马厂类型时期可能都在区域内存在彩陶的交换和贸易，在茂县营盘山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中就有产自当地和来自甘肃两类，湟水流域的马厂类型彩陶也有产自当地和来自外地两类。（上）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