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声良，云南昭通人，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到敦煌研究院工作。2003年获日本成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美术史专业）。现为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敦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研究中国美术史、佛教美术。著有《敦煌壁画风景研究》《飞天艺术：从印度到中国》《甘肃石窟志》《敦煌石窟艺术简史》《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卷）》（上、下）等。


　　敦煌石窟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作为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单位，敦煌研究院在保护、研究方面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果，为当今的学术研究、艺术创新、旅游观光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在敦煌研究院走过的历程中，人们不能忘记的是一代又一代的莫高窟人在默默地奉献。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代表了从敦煌艺术研究所到今天的敦煌研究院三个重要阶段中敦煌石窟的保护者和研究者的奋斗历程。
　

一

　　1927年，常书鸿到法国留学，学习油画，并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他在法国国家沙龙展中多次获奖，并因此成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肖像画家协会会员。但常书鸿心系祖国，常常在报刊发表文章，提出对将来中国美术发展的设想。当他看到当年被法国人伯希和带到法国的敦煌艺术品时，他震惊于中国传统艺术的辉煌与宏大，于是毅然离开了他生活了9年的法国，1936年回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
　　1942年起，常书鸿积极参与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工作，1943年就率领部分研究人员到敦煌考察。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他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敦煌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个集中的代表，常书鸿理想中的敦煌研究所是一个培养艺术人才的基地，选拔优秀的学生到敦煌来研究学习，让他们了解中国最纯正的传统艺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创作出富有中国精神的新艺术。
　　现实的困难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莫高窟位于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沙漠之中，连起码的办公条件和生活条件都不具备，常书鸿和同仁在这个荒芜之地白手起家，创建了一个对中国学术史和艺术史影响极其深远的研究所。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立，结束了敦煌莫高窟数百年无人管理的状态，珍贵的石窟壁画彩塑得到了保护，精美的敦煌艺术逐渐为世人所知。
　　常书鸿率领工作人员在石窟外建起了土墙，为大部分石窟修建了门，同时也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始了大规模的壁画临摹工作。面对如此艰苦孤寂的环境，常书鸿的妻子离他而去。但常书鸿不为所动，他坚信敦煌艺术必将放射出应有的光彩，他孜孜不倦地率领工作人员进行壁画临摹和保护研究事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0年间，敦煌文物研究所临摹的敦煌壁画作品分别在国内8个城市和国外6个国家的11个城市展出，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项看似简单的工作产生的社会效果是不可估量的，中国乃至外国的许多观众正是通过这些临摹作品了解和认识了敦煌艺术。在国内外无数次的敦煌艺术展览中，常书鸿以敦煌艺术来推动中国美术发展的想法在逐步地实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敦煌研究院仍然沿着常书鸿开辟的道路，持续不断地在国内外举办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敦煌艺术展览，同时编辑出版了大量敦煌艺术读物，从而使敦煌艺术深入人心。敦煌艺术的研究与弘扬，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
　　如果没有对祖国的这份牵挂，没有对中国美术事业的担当，常书鸿完全可以在巴黎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当他看到敦煌艺术时，他看到了中国传统艺术之光，他看到了中国美术振兴的希望。他很清楚，一个时代的艺术必须要有民族特色、民族精神，才能立于世界艺术之林。这种民族精神必须要有传承，敦煌艺术的发展，使他坚信中国艺术的创新将从这里开始。
　 

二

　　1946年，段文杰跟随常书鸿来到了莫高窟，开始了莫高窟艺术临摹研究和保护工作。他不断思考和探索古代壁画的艺术成就和表现特色，并身体力行，在临摹实践中，最大限度地表现出古代壁画的精神风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他临摹的第254窟《尸毗王本生》、第158窟《各族王子举哀图》、榆林窟第25窟《观无量寿经变》中，充分表现出对各种线描技法的熟练掌握和自由运用。段文杰先生精心临摹了第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他根据长期的研究，对比唐代同类壁画的线描、色彩等的处理方法，经过反复探索，按唐代壁画应有的原貌对壁画进行了复原临摹。这幅壁画真实地反映出盛唐人物画的风貌。如今，第130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大部分已经湮灭，无法看清了。段文杰先生的临摹品便成了认识这幅壁画的依据。
　　1980年，段文杰开始主持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各项研究工作，1982年任所长。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20世纪80年代初，曾有外国学者说：“敦煌虽然在中国，但敦煌学在国外。”段文杰听了非常难受。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段文杰感到自己有责任尽一切力量推动敦煌学的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全国的学术界都很关注敦煌学的发展。段文杰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新时代到来了，他通过各种努力推动本院的学术研究，大力促进石窟艺术、石窟考古、敦煌史地等方面的研究。他倡导创办了学术刊物《敦煌研究》，这份刊物现在已成了世界敦煌学研究的必备参考。
　　他除了自己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发表大量的论文外，还不断组织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敦煌学术研讨会，促进敦煌学的交流与发展，同时也让国内外更多的学者来了解敦煌。他还率领本院的研究人员到日本、法国、印度、美国等地参加学术交流。在他的主持下，敦煌研究院在短短的时间内，出版了学术著作、石窟艺术图录、艺术鉴赏类丛书数十种，展示了敦煌研究院学者们的学术实力。
　　时代的担当，体现在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认识。段文杰先生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他更了解时代文化发展的紧迫性，要推动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要把“文革”耽误的时间追回来。他以非凡的魄力，率领敦煌研究院的同仁走在了时代的前列，通过人才培养，通过国际交流，取得了敦煌学术的振兴，极大地推动了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的大业。
　　在最艰苦的日子，敦煌还有很多学者与常书鸿、段文杰战斗在一起，谱写了一曲曲青春之歌。史苇湘欧阳琳夫妇、孙儒僴李其琼夫妇、万庚育李贞伯夫妇、贺世哲施萍婷夫妇等，或从事敦煌壁画临摹和艺术研究，或从事敦煌石窟考古和文献研究。他们无怨无悔，一辈子扎根在敦煌，为敦煌学的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

　　20世纪末，主持研究院工作的接力棒传到了第三任院长樊锦诗的手里。
　　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樊锦诗就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了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的生涯。那时中国的佛教考古研究刚刚起步，她率领考古小组艰苦奋斗，开辟了敦煌石窟考古的新局面。然而，她与丈夫长期分居两地，孩子无人照顾等困难，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她。虽然历经磨难，她却毅然坚持了下来，因为她深知敦煌事业的意义和价值。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樊锦诗任副院长，1998年就任敦煌研究院院长。针对莫高窟文物保护的严峻形势，她多方奔走，向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政府反映莫高窟面临的各种问题。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组织专家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精神，起草了《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2003年3月，该条例正式颁布生效。从此，敦煌莫高窟的保护有法可依了。
　　樊锦诗从宏观方面以独到的眼光看到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前景，提出了以预防为主，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针，并努力探索适合莫高窟特色的科学保护方法。她深知，在国际化的今天，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必须走国际合作的道路。在她的努力推动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科研机构进行合作，对敦煌壁画和彩塑的病害进行了深入研究，对石窟的地质结构以及壁画彩塑的制作材料进行了分析，对影响石窟稳定的崖体裂隙进行定时的观测，并对壁画的病害如酥碱、起甲等进行了积极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果。20世纪90年代后，保护工作由窟内的保护发展到窟外的大环境保护，采用工程、化学与植物固沙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对风沙进行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她看到了数字化科技的发展对敦煌文物保护的影响，倡导进行数字敦煌建设，通过与国内外科研单位合作，展开了敦煌石窟数字图像的记录、保存与运用的研究，在全国文物保护系统率先进行数字化工程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樊锦诗敏锐地看到了数字化技术不仅可以应用于文物信息的贮存，还可以广泛应用于文物展示。于是她于2003年提出了建立数字化“游客服务中心”的设想，意在通过数字化手段，为游客展示敦煌艺术的经典作品，从而使游客缩短在洞窟里停留的时间，达到保护洞窟的目的。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建成使用，游客先观看数字化电影，然后进入洞窟参观，成功地协调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并使游客体验更好，对敦煌艺术理解更深。
　　在樊锦诗的感召下，一代代敦煌学人在成长。青年学者王旭东、苏伯民、汪万福等在与国内外学术机构的合作交流中不断提高科研水平，在敦煌壁画和土遗址保护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王惠民、赵声良、张元林、杨富学等分别在敦煌学研究的不同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吴健、娄婕、李萍等分别在艺术和文化弘扬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在敦煌石窟这样一处伟大的文化遗产前，个人是十分渺小的，但是当我们投入到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事业中来，我们的人生价值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人生的意义就得到了彰显。70多年来，敦煌研究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大地改善了，但是它地处沙漠，自然环境的恶劣状况并没有改变。比起内地的大城市来，这里的生活依然是艰苦的，但是敦煌研究院却能够不断地聚集越来越多的人才，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新成果，就是因为敦煌石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终生的，同时，也是因为敦煌研究院有着“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传统。一代代敦煌学人长期营造的学术氛围，不断激励着这里的工作人员安于平淡，潜心事业，追求卓越，报效祖国。
　 

（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