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奎

　　陈泽奎　甘肃武威人，兰州大学历史学硕士，编审。曾任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助理、第二编辑室主任，读者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读者出版集团党委委员、总经理，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总编辑。获评甘肃省十佳优秀出版工作者，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甘肃省333人才工程学术带头人第一、二层次人才，甘肃省文化系统领军人才，新闻出版总署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甘肃省改革开放30年来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一

　　文化是生活方式的积累和沉淀。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迎来送往，待人接物，邻里之间如何相处、如何打交道……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会形成一种相互认同并会自觉维护的生活方式，这种日常生活方式的积累和沉淀，衍生为约定俗成的乡俗民风，这就是文化最本质的底色。
　　文明是在生活方式沉淀即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共识、行事规则和公共约束。文明表现为对公共约束和行事方式的熟练掌握和娴熟的驾驭。人的文明程度，不在于掌握了多少知识和拥有了多少物质财富，更多的时候表现为对社会共识、规矩、社会公约的自觉遵守和践行的能力。教育是帮助人们实现个人的社会化和自觉接受社会公约的过程，也就是文明化的过程。人的文明化程度越高，社会接纳度越高。在公共场合自觉噤声，在公交车站自觉排队，在十字路口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对各种社会公约的自觉践行等等，这就是文明的基本标识。文明的实质，更多的时候表达的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教养、修养，而宗教、哲学、艺术等形而上者是它的高级形态。因此我们说，文化解决人的低层次需求，解决生存相关的问题，文明则解决如何生存和生存的秩序、质量问题。正常情况下，人的生存问题相对简单，只需要接受和适应现有的环境即可，因此，“文”和“化”的过程是一个在家庭生活中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过程，人是在家庭里开始启蒙的。而人与人如何在社会中和睦相处而避免经常性地相互抵牾，即解决好生存方式以及生存的秩序问题，特别是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正常化却要复杂得多，需要家庭、社会及个人长期努力才能获得成效。而在维护社会秩序正常化的社会、家庭、个人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有效的强制执行力。由此，我们可以说，文化是人们生活方式的积累和沉淀，文明则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文化是文明的底色，文明则是诞生于文化底色之上的五彩锦绣；生活方式衍生文化，文化凝练成文明；文化以特色、个性鲜明为特征，而文明则以共性、共识为特征；文化犹如原始森林，远看一片蓊郁，近看各种植物择地而生，文明犹如文化皇冠上的明珠，居于顶端，熠熠生辉，促使人们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品质。文化与文明共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哲学、文学、艺术等等都是人类文化与文明结晶的高级存在。
　　

二

　　中国的文化，以秦岭为界，形成了鲜明的南北差异，这是一个大的分界。而在这南和北的大的分界之内，南北之中又各有两个较为明显的分界。南以五岭为界分为秦岭以南和岭南之南，北则以长城为界分为秦岭以北和长城之北。由此，中国大的文化分界大致可分为条状和块状分布的格局。条，从岭南之南至南岭、南岭至秦岭、秦岭至长城、长城至漠北，分为四个大的条。各条内形成了鲜明的块，岭南有闽粤以及更南之分，更南之处海疆无垠，令人遐想；岭南和秦岭之间有吴越、三楚和巴蜀之别；秦岭至长城一线有关中、关东、关西之分，也有河西、秦陇、三晋、燕赵、齐鲁之别；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辽东地区统称为漠北，漠北之地草原万里，英雄如风。
　　条的划分大致与纬度、气候、雨水、物产特征相关，一般都是以自然地理景观等为依据，而块的划分，则更多是以语言、习俗等人文因素为依据。二者之间，特别是块的划分，我们通常都把它叫作地域文化或区域文化圈。严格意义上讲，地域或区域文化圈的形成，并不完全受行政区划调整的约束，而更多地反映的是核心区域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渗透力和传播力。我们平常说的西域、河西、关中、燕赵、齐鲁、吴越、湖湘、闽粤、巴蜀、岭南文化等，不仅仅是个地理或纯粹的行政区划的概念，而更多的含义是地域或者区域文化概念的通俗化，犹如北宋理学有濂、关、洛、闽之分一样。也因此，区域文化圈一旦形成，其影响力会相对持久而广泛。犹如巨石入深水形成的涟漪，中心区域影响强烈、范围较小，随着涟漪的荡漾，范围逐渐变大，波纹则相对平缓，在中心区域的涟漪消逝之后，远离中心区的涟漪仍在延续，只是看上去更不引人关注而已。
　　从史书记载看，中国人中最早做这种区域或地域文化划分并得到认可的，是汉代史家司马迁。司马迁在他的《史记·货殖列传》当中首次对当时汉地内的物产、人文情况进行系统划分，两千多年以后我们读他的文章，仍然能够感觉到它的魅力。为了方便阅读，我们把司马迁的原文用白话援引如下：
　　关中地区从汧、雍二县以东至黄河、华山，膏壤沃野方圆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实行贡赋时起就把这里作为上等田地，后来公刘迁居到邠，周太王、王季迁居岐山，文王兴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因而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遗风，喜好农事，种植五谷，重视土地的价值，把做坏事看得很严重。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这里地处陇、蜀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迁居栎邑，栎邑北御戎狄，东通三晋，也有许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治理咸阳，汉朝将此地作为都城，四方人物辐辏。长安地方很小，人口又多，所以当地百姓越来越玩弄奇巧，从事商业。关中地区以南则有巴郡、蜀郡。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野，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和竹木之类的器具。南边抵滇、僰，僰地多出僮仆。西边邻近邛、笮，笮地出产马和牦牛。然而巴蜀地区四周闭塞，有千里栈道，与关中无处不通，唯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连四方道路，用多余之物来交换短缺之物。天水、陇西、北地和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居天下首位，可是这里地势险要，只有京城长安要约其通道。所以，整个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也不过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计算这里的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时，唐尧定都河东晋阳，殷人定都河内殷墟，东周定都河南洛阳。河东、河内与河南这三地居于天下的中心，好像鼎的三个足，是帝王们更迭建都的地方，建国各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国诸侯会聚之处，所以当地民俗为小气俭省，熟悉世故。杨与平阳两邑人民，向西可到秦和戎狄地区经商，向北可到种、代地区经商。种、代在石邑以北，地近匈奴，屡次遭受掠夺，人民强直、好胜，以扶弱抑强为己任，不愿从事农商诸业，但因邻近北方夷狄，军队经常往来，中原运输来的物资，时有剩余。当地人民强悍而不务耕耘，从三家尚未分晋之时就已经对其剽悍感到忧虑，而到赵武灵王时就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当地习俗仍带有赵国的遗风。所以杨和平阳两地的人民经营驰逐于其间，能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温、轵地区的人民向西可到上党地区经商，向北可到赵、中山一带经商。中山地薄人多，在沙丘一带还有纣王留下的殷人后代，百姓性情急躁，仰仗投机取巧度日谋生。男子们常相聚游戏玩耍，慷慨悲声歌唱，白天纠合一起杀人抢劫，晚上挖坟盗墓、制作赝品、私铸钱币。多有美色男子，去当歌舞艺人。女子常弹奏琴瑟，拖着鞋子，到处游走，向权贵富豪献媚讨好，有的被纳入后宫，遍及诸侯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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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国故都蓟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南面通齐、赵，东北面与胡人交界。从上谷到辽东一带，地方遥远，人口稀少，屡次遭侵扰，民俗大致与赵、代地区相似，而百姓迅捷凶悍，不爱思考问题，当地盛产鱼、盐、枣、栗。北面邻近乌桓、夫余，东面处于控扼秽貊、朝鲜、真番的有利地位。
　　洛阳东去可到齐、鲁经商，南去可到梁、楚经商。所以泰山南部是鲁国故地，北部是齐国故地。
　　齐地被山海环抱，方圆千里一片沃土，适宜种植桑麻，人民多有彩色丝绸、布帛和鱼盐。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当地民俗从容宽厚，通情达理，而又足智多谋，爱发议论，乡土观念很重，不易浮动外流，怯于聚众斗殴，而敢于暗中伤人，所以常有劫夺别人财物者，这是大国的风尚。这里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备。
　　而邹、鲁两地濒临洙水、泗水，还保存着周公传留的风尚，民俗喜好儒术，讲究礼仪，所以当地百姓小心拘谨。颇多经营桑麻产业，而没有山林水泽的资源。土地少，人口多，人们节俭吝啬，害怕犯罪，远避邪恶。等到衰败之时，人们爱好经商追逐财利，比周地百姓还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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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楚地带有西楚、东楚和南楚三个地区的不同风俗。从淮北沛郡到陈郡、汝南、南郡，这是西楚地区。这里民俗剽悍轻捷，容易发怒，土地贫瘠，少有蓄积。江陵原为楚国国都，西通巫县、巴郡，东有云梦，物产富饶。陈在楚、夏交接之处，流通鱼盐货物，居民多经商。徐、僮、取虑一带的居民清廉苛严，信守诺言。
　　彭城以东，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这是东楚地区。这里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朐、缯以北，风俗与齐地相同。浙江以南风俗与越地相同。吴地从吴王阖闾、楚春申君和汉初吴王刘濞招致天下喜好游说的子弟以来，东有丰富的海盐、章山的铜矿、三江五湖的资源，也是江东的一个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是南楚地区。这里风俗与西楚地区大体相似。楚失郢都后，迁都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县南有长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鲍鱼、木材汇聚之地。因与闽中、于越习俗混杂，所以南楚居民善于辞令，说话乖巧，少有信用。江南地方地势低下，气候潮湿，男子寿命不长。竹木很多。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矿产蕴藏量极为有限，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支出费用。九嶷山、苍梧以南至儋耳，与江南风俗大体相同，其中混杂着许多杨越风俗。番禺也是当地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类的集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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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物产各地不均，有少有多，民间习俗各有不同，山东地区吃海盐，山西地区吃池盐，岭南和大漠以北本来也有许多地方出产盐，这方面情况大体如此。（作者注：以上原文为范君石译注）
　　司马迁的描述，从西向东、从北到南，像是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汉代及汉代以前古人生活的气韵生动的生活画卷，让我们穿越时空看到了一个和我们现实生活似曾相识的生活状态。司马迁笔下区域人文的划分，展示出了两千多年前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在统一的旗帜下不同区域里人的气质、性格、习俗、价值观及行事方式，他笔下所列举的诸多物流交通的大都会以及在其中生活的人们，向我们展示了两千多年前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们不同的生活状态，让我们看到，早在两千多年前，自秦统一起，尽管在全国已经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度量衡，但人们的生活习俗不仅有南北之差、东西之别，即使是在同一个条甚至相互毗邻的块与块之间，其行事风格和处事态度都会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司马迁笔下的都会，实则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区域文化的核心区，如关中，是西周、秦、西汉的立都之地（汉以后隋、唐等多个朝代建都于此），洛阳是东周时期王室驻跸地（西汉以后东汉、曹魏、北魏等多个朝代也曾建都于此），巴蜀、邯郸、燕、临淄、南阳、彭城、寿春、豫章、长沙等，秦汉以前都曾是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的都城所在地，而最南端的番禺则是秦汉之际南越王赵佗的立都之地。这些都会的形成，自然是气候、环境、历史长期影响的结果。当其形成之后，其对生活于其中人的影响，也是深邃而幽远的，不会因朝代更迭、行政区划调整而变异，更多的时候是以它特有的底色展示自己的风采。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南人喜舟北人爱马，关东出相关西出将，除了环境的影响而外，文化也是其所以如此的本源。中国不同条和不同块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特征，又为中国文化的宏富博大创造了自然沃土。细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不仅让我们深刻认识汉代及汉以前中国区域文化的格局，也对我们认识汉代以后以至如今我们国家东西南北的经济格局和区域文化的特征有所裨益。换句话说，透过两千多年厚重的历史帷幕，还能依稀感觉到司马迁笔下描绘出的一些区域文化特征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
　　

三

　　甘肃，地处我国三大高原的连接点上，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得甘肃在中国的区域文化的版图上有了自己独特的身份标识。从我国大的文化的条来看，甘肃属于秦岭以北、长城以南的区域；从块的角度看，甘肃则属于关西、陇右至西域之间，东接关中、巴蜀，南邻川藏，西与历史上的西域接壤，北依长城与内蒙古、宁夏毗邻，形成两头大中间长的条状狭窄地理特征，而其中尤以黄河、乌鞘岭以西的河西最为狭长，被称为走廊。这个走廊，南依祁连山脉（汉代以前是乌孙、月氏、匈奴人安身立命的牧马之地，汉朝设置四郡控制河西之后，匈奴人哀叹“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北抵腾格里和巴丹吉林沙漠（漠北的南缘，其北草原万里，历来是北方游牧部落迁徙、驰骋的天堂），作为沟通秦岭和长城之间的大条的一部分，从汉代起它就在发挥沟通中原和西域的孔道的作用，而河西之所以被称为走廊，就是它沟通东西的重要地位的形象写照。沿着这条沟通东西的条上的各个绿洲则成了秦岭以北、长城以南东西之间交流的交汇点，同时也是把长城以南和长城以北紧密相连的交汇点。
　　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从汉代张骞凿空开始至明代东西方陆路交通衰落之前，甘肃，特别是有走廊之称的河西，一直是东西方官方、民间使节商旅往来的通道，也曾是农耕文明、草原文明，乃至东西方文明融合或武力相竞的广阔舞台。因此，从汉代起，河西走廊就是拱卫中原的右臂和中原王朝掌控西域及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来去如风的草原民族的有力支撑点所在，也是历代移民戍边和屯垦之地，这种状况从汉代起持续到清代。从东汉、三国开始，“得陇望蜀”不仅是一个成语典故，而且是一个具有实践价值的军事经略常识，为历代所重视。
　　这种特殊的区位和历史，使得甘肃成为中原政局板荡之时中华文明薪火延续的厝薪处，对此，早在西汉时期，有识之士就有了清晰的认识（《资治通鉴》卷四十汉纪三十二，窦融语：“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窦融家族、十六国时期五凉政权以及唐代安史之乱之后敦煌张议潮、曹义金家族对河西的经营，在中原战乱频仍时取得保境安民、自成一格的局面，即是对上述观点的具体实践也是有力的注脚。
　　如今，留存于甘肃大地上的秦安大地湾、临洮马家窑、敦煌莫高窟、张掖马蹄寺、武威天梯寺、天水麦积山、庆阳南北石窟寺，逶迤于河西走廊全境的长城、烽燧，比如阳关、玉门关遗址以及现今仍旧保存完好的嘉峪关关城，散布于西部的黑山和东部的贺兰山的岩画，保存于武威的西夏碑，见于记载的元代阔端与萨班凉州会盟碑，无一不是甘肃多元文化、文明交融的见证。特殊的地理和复杂的历史，形成了甘肃有别于其他省份的区域文化。多族共居的族群分布大体上表达出了它所处条与块内部各文化因子的分布，与中国大的条、块文化因子的分布基本一致。
　　甘肃境内除汉族以外，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有蒙古族（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哈萨克族（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居于北部长城一线，藏族（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居于甘肃的西南部和祁连山东段，回族（临夏回族自治州、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东乡族（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保安族和撒拉族（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居住区以古枹罕辖地为主，裕固族（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沿祁连山一线居住。这种多民族聚居的环境，为甘肃的文化多元化建构了深厚的基础。大致说来，东以子午岭、陇山为界，庆阳、平凉、天水深受关中风俗影响；东南部以秦岭余脉为界，陇南地区深受巴蜀文化影响；以临洮、陇西为核心的陇中，形成有别于陇东和河西的带有自身特征的语言与生活习俗；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则以各自的民族生活方式为特征；兰州及兰州以西的区域，历史上为汉代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五郡所在地，居民以深受中原文化浸润的戍边将士、政府征发的移民、中原战乱之时避乱而来的人士及部分往来东西的商客的后裔为主，大致说来，以绿洲的分布为分界。
　　如此丰富的人文历史因素，为道地的甘肃文化和道地的甘肃人披上了朦胧的面纱。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这不仅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学术课题，也是一个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甘肃的有意思的话题。（未完待续）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