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步升

　　甘肃合水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第六届主席团主席。著有小说、散文和学术论著约700万字。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陇东三部曲”“江湖三部曲”等8部、中短篇小说集2部，有散文集《纸上苍生》等10部，有学术论著10多种。曾获中华人口文化奖、老舍文学奖等大奖20项。多次担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奖等国内重要文学奖评委。现任甘肃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在312国道嘉峪关段的路边，并排站立着八棵树，紧挨着一座沙土小高地，穿过马路不远处，就是高大辉煌的嘉峪关古城楼。在当今绿树成荫的嘉峪关市，这八棵树毫不起眼，就是西北大地常见的白杨。要不是树旁纪念碑的提示，一般人都不会注意到它们。可是，这却是一个时代精神的象征物，它们所代表的精神如今已被命名为“八棵树精神”。
　　时间还要上溯到1952年。那时候的嘉峪关市还不存在，只有一座荒废数百年的孤零零的古城楼，矗立在祁连山一处巨大的豁口中，周围全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一条砂土筑起的大路，从河西走廊的东边，一路向新疆方向延伸，从东边的天地无尽处，隐没在西边的天地无尽处。真个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初春时分，大风卷起沙石，天地一派混沌。这时，新中国第一代筑路工人郑占乾，却萌生了一个虽宏大却并不怎么现实的愿望：给路边栽树。眼前没有劳动力，只有几名女性家属，包括自己有身孕的妻子。也没有劳动工具，只有捅炉钎和铁铲。砂石坚硬，凿开一撮撮砂石，将十几棵荏弱的杨树苗栽植进去。过了几天，居然有八棵树苗活了，还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对这些身在荒漠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对人生最大的鼓舞莫过于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从此，他们就像精心维护公路养育儿女一样，将八棵树当成了自己每日每时的心心念念。
　　时间过去了一个甲子，前年的夏天，嘉峪关公路局杨向军局长带着我去拜访郑占乾老人。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给老人颁发五十六年党龄的纪念章。老人居住在单位的家属院里，屋内陈设很简朴，但很干净整洁。老人身穿中山装，茶几上端放着一份他几十年来每日必读的《人民日报》，一旁的果盘里搁着刚从树上摘下的杏子，金黄金黄的。在家人的帮助下，他将纪念章端端正正戴在胸前。年过九十岁的老人了，在戈壁滩做了几十年的野外养路工，在他的身上，丝毫看不出沧桑倦怠，眉宇间闪烁着的是坚毅和自豪。子从父业的大儿子垂手站立一旁，我请他坐下，他笑笑，依然站立着。一个保持着传统严格家教的家庭，不用多说，从晚辈的一举一动就可看得出来。他就是八棵树的见证者啊，母亲怀着他，跟着父亲，一同栽下了这八棵树，如今他也是奔七的人了。说起当年栽植八棵树的故事，郑占乾老人的话不多，目光清澈，语气平淡，他反复强调说，这都是工友们的功劳，都是来自组织上的支持和关爱，他只是做了一个工人该做的事情。
　　八棵树的意义体现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过了几年，祁连山深处的镜铁山发现了铁矿，这是一件改变我国钢铁工业布局的大事。厂址和职工生活区选在嘉峪关的戈壁滩上，距离矿山80千米路程，修建一条铁矿石运输专线公路迫在眉睫。这段公路所经之地，少部分是戈壁滩，大部分在祁连山区，在吊达坂一带，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或是终年积雪，或是永久冻土。过了吊达坂，到二指哈拉的几十千米，全是高山峡谷，飞石悬空，湍流喧闹，别说那时候，当下已经变成等级公路了，车技欠缺一些的，胆子小一些的，仍然不敢在这种路段驾车行驶。筑路工具呢？没有大型机械，只有洋镐、铁锹、抬筐，还有少量的畜力车。就是这样的简陋工具，筑路大军完全凭借着对国家的一腔忠勇，炸石开山，人力搬运土石方，昼夜奋战，在高山缺氧环境中，克服物资供应之不足，忍饥耐寒，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打通了一条运输铁矿石的专用公路。
　　八棵普通的白杨树，不仅敲响了一条生命线一样重要的公路的开场锣鼓，事实上，也是一座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开始。有一位诗人将大西北的许多新兴城市称为“纯粹无中生有的城市”，嘉峪关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嘉峪关的名字在明朝已经声名远播了，但其功能主要在军事方面，后来，军事功能也不存在了，她只是废弃已久的、属于酒泉管辖的一处无人看管的古迹罢了。铁矿的发现，激活了这座落寞数百年的“天下第一雄关”，一时间，筑路者、开矿者、各行各业的建设者、随行的家属，从祖国的白山黑水大江南北，乘坐各种交通工具，乃至步行，涌向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成为嘉峪关的第一批建设者和居民。城市因为矿山而诞生，那么，连接城市与矿区的道路便成为重中之重了。
　　一条道路固然短时间可以打通，但维护道路的正常运行，却是经年累月每日每时必须保证的功课。郑占乾与他所在的公路段的工友们，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把青春年华，把人生理想，全部交给了这条道路。又是沙漠戈壁，又是高寒山区，又是简易公路，修筑的难度大，维护的难度更大。路上行走的都是载重卡车，路面质地粗糙，极易损毁，冬天大雪封路，开春路面翻浆，夏秋季洪水冲毁公路，困难和危险是道班工人的家常便饭。国家财力有限，道班工人不多，道路必须保持畅通，大家一年四季，大多时间都坚守在岗位上，常常一两个月回一趟家。而回家之路更为艰难，或者搭乘拉运矿石的卡车，或者徒步，回一趟家，仅在路上，往往要耗去一两天时间。所谓道班，也只是在路边挖一个地窝子，能够防御野兽和风雪罢了，日常所需食品依靠往来卡车捎带，饮用水则要到深沟去取，取一趟水需要耗费半天时间。更困难的是护路工具过于简陋，最初只是一些简单的劳动工具，劳动效率很低，去一趟工地，晚上回不了道班，只能在野外露宿。不能“等靠要”，要自力更生，向发明创新索取劳动效率。郑占乾和工友们发明了一种畜力刮路机，就是用一些废旧钢板和木料做成耙耧式样的工具，套上毛驴，刮平路面。这种机械后来推广到西北的许多公路段，使用了许多年。嘉峪关的公路博物馆里还陈列着这样的工具，让人既为前辈道班工人的聪明才智所折服，也为他们所经过的艰难岁月而心生感伤。
　　郑占乾他们自己动手发明创新的护路工具还有很多，在今天先进的护路机械面前，这些工具显得简陋寒酸，可是，没有前辈所经历的昨天，也不会有我们看到的今天。参观过几处当年用于道班的地窝子，说一句该挨打的话，当下的羊圈都要比这温暖敞亮许多。就是在这样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道班工人们让这条专用公路始终畅通无阻。现在，这条公路的道班，虽有温暖整洁的职工宿舍，有电，有电视网络，可与都市相比，生活条件依然很艰苦，这里的人却始终不与都市人比享受，而是时时刻刻与他们的前辈比，比物质条件，比精神面貌，比爱岗奉献。在一个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的道班里，几位工人师傅正利用工余时间在空地上种植蔬菜，我问种的什么菜，一位工人师傅笑说：“种的是希望。”虽是玩笑话，却也是真实情况。没有希望，不会有人来这里，来了也坚持不下去。近几年，嘉峪关公路局招录了许多大学生，他们大多来自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他们手中的劳动工具先进了，仍然和前辈做着同样的事情，日常时期护路补路，非常时期抗洪抗灾。那天，寒风凛冽，我见他们一个个在路边低着头，寻寻觅觅，原来他们是在捡拾路边的垃圾。公路不仅是车辆通道，也是文明的载体，比起前辈来，新时代的道班工人，为公路赋予了新的意义。
　　在嘉峪关公路系统，流传着一个人人都会说的笑话：驴知道。说的是在创业时期，国家为了减少工人体力消耗，给整个公路局下拨了几十头毛驴。这些毛驴由国家按月下拨草料费，每有新入职的道班工人，工长派他去某处维修道路，新人不知道某处到底在哪里，工长就说：“驴知道。”果然，毛驴拉着装载了补路用料的驴车，走到指定的位置，就停下来了。他们不是纯粹为了讲笑话，而是寓教于乐地教育，目的在于让新入职的年轻人懂得前辈创业之艰难。“扎根戈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甘当路石”，这十六个字是嘉峪关公路局总结出的“八棵树精神”。是的，这是嘉峪关公路人走过的从无到有的历程，也是全体嘉峪关人走过的从无到有的历程，扩大来看，何尝不是共和国走过的历程呢？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到强，我们就是这样从昨天走到今天的。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