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拴锋

　　1936年9月，在红军西征取得辉煌胜利的条件下，中共中央再次派习仲勋返回关中地区，任关中特委书记，开展恢复关中特区工作。在返回关中特区之前，习仲勋按照中央的安排，参加了著名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会后，首先在淳耀县槐庄子主持召开会议，恢复了关中特委和特区政府。随后，习仲勋又在赤水县的七界石召开了关中特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和恢复关中各县区政权问题。“七界石会议”后，关中特区的反“围剿”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重点是恢复各种秘密组织和建立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习仲勋的正确领导下，关中特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各方面的工作都得到了顺利开展，各县的地方武装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仅一个月时间，全特区的游击队发展到14支，500余人。其中，半数是新成立的，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对关中特区又组织了一次“围剿”行动，但迅速被地方武装击败。经过新正的前马塬、赤水的郭家掌、淳耀的让牛村等几次大规模的战斗，敌人龟缩在据点，再也不敢外出骚扰。同时，习仲勋领导关中特区党政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统战工作，针对敌军的不同情况，灵活采取不同的办法。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游击队向他们宣传“打到东北去，收复家乡”“一家人不打一家人”等抗日号召，教育国民党军的官兵以民族利益为重，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对马鸿逵部队的官兵，游击队则按照回族的风俗习惯，将被击毙的马部官兵集中起来，送到新正县的两个回民乡，由清真寺阿訇对死者按回族习惯埋葬；对被俘人员，在进行了抗日救国宣传后，每人发给路费10元，送回原部。这些工作对敌军的震动极大，使国民党保安队不断分化瓦解，有的向游击队缴械投降，有的逃离苏区，有的与红军游击队鉴定停战协议。
　　习仲勋在领导关中特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非常注意斗争策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不断扩大统战对象，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新正县二区雷庄村张治平是一个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深知民间疾苦，同情贫苦农民的德高望重的名医，习仲勋在开辟新正县革命根据地时，就和他有了交往，以后通过不断的接触，他俩成为朋友。在习仲勋的影响和教育下，使他从共产党员身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希望。而后他在行医过程中，积极宣传、动员群众筹集粮款，掩护革命干部，一直暗中和中共保持密切的联系，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张治平被选为新正县和陕甘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他的带动下，他的侄儿张清益，孙子张化民先后参加革命。张清益曾荣获“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
　　1945年11月27日张治平逝世后，习仲勋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及西北局书记高岗送了挽联，高度评价他的革命功绩。清末民初，活动于新正县一带的土匪、盗贼多系哥老会头目，当地群众为了免遭匪患，很多人参加了哥老会。习仲勋了解了这一情况后，采取争取、瓦解的方法，与马栏街哥老会龙头大爷杨某交朋友，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晓以大义，使其改邪归正，以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从敌军哥老会人员中探取了重要情报。
　　“西安事变”发生后，习仲勋在参加了“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回到了关中特区，召开了关中特区各县、区委书记会议，传达了会议精神。为贯彻党中央“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方针，习仲勋对关中的具体工作作了新的部署，及时调整根据地内部的各种组织，将苏维埃政府改为抗日救国政府，取消了共青团，成立青年救国会；取消了贫农团，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等广泛的群众组织，停止扩大苏区和打击国民党军。为了保证转变政策和调整组织工作的顺利进行，关中特区对干部开展以转变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针对干部群众存在的许多思想问题做了耐心细致地教育工作，保证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执行。
　　习仲勋为了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增进各界人民对红军基本政策的了解，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发动关中特区各级地方党政组织和红军主力一道组成流动宣传队，深入山区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采取边宣传，边肃清匪患的方式，开展减租减息工作，使群众认识到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爱护老百姓，是真正的为穷苦人谋利益的，诚心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群众觉悟后，纷纷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从中涌现了不少积极分子，党组织吸收他们入党或参加红军，进一步状大了抗日队伍。同时，习仲勋和关中特委还利用红军主力进驻友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时机，在国民党管辖区开展建党工作，采用派民运干部开展救亡运动、建立地方组织等方式，培养革命干部骨干，建立和壮大党的队伍。当时，习仲勋和关中特委开展工作的主要区域是正宁、宁县、合水、旬邑、淳化一带，先后在上述地区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其中，关中特区和红军在宁县建立了中共宫河支部、早胜支部，在正宁建立了中共纪纲党支部等。到1937年上半年，在关中特区周围建立了中共合水县委、中共旬邑县委和宁县工委，扩大了革命影响。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为消除红白对立的局面创造了条件。习仲勋及时组织和领导关中各县积极与国民党地方当局沟通联系，在各县开展划界谈判工作，分别划定了各自管辖区的界限。为了指导这项工作，习仲勋还派出关中特委统战部长杨载泉参与了各县的划界谈判。
　　新正县与国民党正宁县的划界谈判是在1937年3月进行的，新正方面的代表是郭廷藩、杨载泉，国民党正宁县方面代表是其县长朱门、教育科长巩保初，并邀请驻正宁罗川的红一师政委邓华和国民党平凉党部书记长为评判人员。谈判共进行了三轮，在谈判中，新正方面代表以抗日大局为重，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在有原则、有条件的前提下，作了必要的让步，将已建立区乡政权的长乐原区（即新正红五区）让出。经过新正代表的艰苦努力，双方最终达成了划界协议。协议规定：新正县与国民党正宁县辖区的界限是，南起杨家畔、解家川、半川、上南坡头以东，北起西五畔沿沟以西为两县分界限。划界后，新正县辖5个区，28个乡，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人口3万4千余人。
　　在此前后，新宁、赤水，淳耀等县也经过多次谈判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了划界协议。关中特区的划界斗争获得了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促进了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和发展，为关中特区的革命政权赢得了宝贵的和平，为红军主力出师华北敌后抗战，建立了巩固的战略后方基地。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时，关中特区的新正、新宁、赤水、淳耀等各县均属八路军的后方，军民协作，相安无事，前线之军心赖以维持，后方之团结赖以树立。
　　为了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扩大红军，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中央军委在1936年12月发出指示，要求利用一切机会扩大红军。习仲勋和关中特委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号召各县把扩大红军作为重要工作，积极动员贫苦农民青年参加红军。
　　1937年2月，关中特区的新正、新宁两县的所有地方游击队被整编为关中第四游击大队，全大队共400人。3月，第四游击大队在富平补充到红四师中去，扩充了主力红军。总之，“西安事变”后，习仲勋和关中特委经过半年的艰苦工作，使关中特区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移，为抗日战争做了必要的组织、思想和物资准备。同时，习仲勋和关中特委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动了各界人民群众，掀起了关中特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关中特区抗日统一战线局面的形成，使之与陕甘宁边区的其他地区一起，最终成为八路军敌后抗战的战略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