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英　甘肃省武威市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长期从事教育和党政工作。编著《武威金石录》《西部明珠凉州》《可爱的凉州》《凉州历史文化散论》《历代咏凉诗选析》《武威特色文化述要》《武威金石志》等；参编、修订通稿地方志和地方文献资料20多部，在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荣获甘肃省地方史志先进工作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马与中国古代的马政

　　作为动物的马，被人类驯化以来，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世界各地自然环境的影响和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马的用途经历了肉用、乳用、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军事和运动娱乐等多个阶段交替或互相融合的过程。今天看来不过是一种普通动物的马，但对于中国古代的国家来说，它有着巨大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养马一直是冷兵器时代国家综合实力的表现，因为马在古代是最重要的畜力和军力。在生活生产领域，它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乳肉和运送物资，直到蒸汽机出现以前，一直是主要的运输动力，以致后来物理学上“马力”成为计量机器功率的单位。在军事领域，马的主要作用是打造骑兵、运送粮草和传递情报（邮驿），所以古代将国家军事行政部门的首脑谓之“司马”。
　　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专门的御马之人。“太仆”二字最早出现于《周礼·夏官·太仆》，这是中国最早的专门为帝王御马的官员。由“太仆”而产生马政。马政，指我国历代政府对官用马匹的牧养、训练、使用和采购等方面的管理制度。马政属于国家重务，是政府行政的重要内容。
　　马政作为政府行政和国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朝各代无不重视。北宋大臣文彦博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之事中马政为重。”而明代大臣杨一清“国之大事莫急于兵，兵之大事莫急于马”一说，道出了马政在国家政治、军事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一句话，你要强大，你必须得坐在马背上！
　　我国很早以前就将马政列入国家战略，并一直延续到当代。
　　秦国开国君主秦非子（？—前858年），就是因善于养马有功，得到周孝王的赏识而被分封于秦地（今甘肃天水市清水县境内），成为秦国的始封君。600多年后的公元前221年，非子的后裔秦王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王朝——秦朝。
　　秦汉以降，以九卿之一的太仆卿掌管舆马，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马政制度。由于掌控皇室、官署用马，以及国家和军队的运输用马、骑兵之战马需求，负责马政的官员或集团往往具有很强的政治势力。
　　西汉极重养马。文景时期，大力推行马复令，民间养马数量大增；同时，不惜劳师远征大宛，获取汗血马（大宛马）以改良战马的品种。
　　隋唐时期，对外战争频繁，马政尤为重要。凉州一直是国家最重要的养马基地，唐朝在武威设置的河西节度使，拥有全国现役军马的1/4强，可见凉州的养马业是何等的发达。
　　北宋时虽已出现火器，但马依然为国防之本。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实现富国强兵，而军马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条件。为解决国家军马问题，北宋一度推行保马法、户马法等政令，减省了政府的开支，使马匹的保有量增加，死亡率降低，在对外军事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马是古代国家实力的重要象征

　　冷兵器时代，一个国家拥有多少马匹，是它经济、军事实力的重要象征。若说到哪个国家军力强盛，就称它为“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中国古代的战争，简而言之就是马上的战争，谁拥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谁就拥有了战争的主动权，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挥舞着马刀的骑兵对步兵简直就是一场大屠杀。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除去其他因素以外，就是因为北方的游牧民族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战斗力非常强悍，匈奴、鲜卑、契丹、蒙古、女真莫不如此。中国古代骑兵用马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燕云十六州（今京津冀北部和晋北地区），一个就是河西走廊。北宋时期，燕云十六州先后被辽、金占据，河西走廊为西夏所有。所以，宋朝在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往往被对方所败，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北宋的骑兵较弱。蒙古、女真后来居上，入主中原，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恩格斯指出：“在中世纪，骑兵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兵种。”“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杜甫《后出塞》），“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康熙王朝》主题曲）。历史上，周穆王八骏日行万里，秦始皇七马赫赫有名，唐太宗六骏驰骋疆场，成吉思汗马踏欧亚……宝马良驹是御敌制胜、消弭内乱、横扫千军的利器。回望历史，处处可见马与国运息息相关。
　　西汉文帝时期，御史大夫晁错提出鼓励民间养马而免去徭役、赋税的政令，即马复令，旨在加强武备，以抗击匈奴的侵扰，同时也非常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由此，民间养马数量大增，为汉武帝与匈奴的军事对抗和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武装基础。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依靠一支强大的骑兵，指挥两次河西战役，歼灭和招降驻牧河西的匈奴精锐，将河西地区第一次纳入华夏政权版图。霍去病在其短暂的军事生涯中指挥的定襄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都以骑兵制胜，将马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汉家嫖姚将，驰突匈奴庭”（南北朝·孔稚珪），“走马电飞弓霹雳，将军那数霍嫖姚”（郑学醇），就十分形象地描写了霍去病铁骑走马电飞、横扫千军的迅疾勇猛。
 

养马与屯田积谷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大败匈奴后，移民70万充实边境，东自朔方、西至令居（包括今甘肃永登、天祝县和青海部分地区），设团官，供给移民牛犁谷种，变原始牧场为农业区。令居地近朔漠，西连羌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陇上名将赵充国在这一年举家移居金城郡（今兰州市）令居县屯田。
　　赵充国（前137年—前52年），甘肃天水人，汉武帝、昭帝、宣帝时的著名将领和重臣，在抗击匈奴、招降西羌和军事屯田方面功勋卓著，官至后将军，封营平侯，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他为人有勇略，好学兵法，精于骑射，早年加入霍去病的虎贲军，参加了河西之战，跟随霍去病千里奔袭，重创匈奴。后来又参加了多次对外作战，熟悉匈奴、氐羌习性，通晓四夷事略。
　　赵充国以令居为中心，在湟水流域开展大规模的军事屯田活动，边耕边牧，耕牧结合，取得巨大成效。其屯田之策开中国历史上安边固疆之新途径，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一直受到后世好评。毛泽东主席对赵充国坚持屯田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
　　凉州不仅是国家最重要的养马基地，而且凉州大马独领风骚。“凉州畜牧甲天下”，“凉州大马，横行天下”，这些谚语充分说明了古凉州的畜牧业及凉州铁骑在全国的影响和地位。拿唐朝而言，唐玄宗时，河西节度使统兵7.3万，有战马19.4万匹，占到全国现役军马的1/4强。安史之乱爆发，大批的凉州骑兵调往内地平叛，写下了一段慷慨悲壮的历史。
　　

中国最大的官办马场——山丹马场

　　始建于西汉时期的山丹马场，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皇家牧马苑，一直延续到当代。山丹马场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冷龙岭北麓的大马营草原，地跨甘青两省，总面积达2195平方千米，曾经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马场。这里地势平坦，水草丰茂，夏季绿草如茵，冬季一片金黄，是马匹繁衍、生长的理想场所，为我国的良马培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谁能想到，焉支山下万马嘶鸣的山丹马场，一个时期，它的原址在武威市天祝县的松山滩（原属永登县）。
　　立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军政部永登军牧场纪念碑》，简述了山丹马场及其组成部分永登军牧场的建置沿革、兴衰变化、界址范围等，是研究山丹马场及其分厂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永登军牧场，位于西汉赵充国曾经屯田的天祝松山草原，今天祝县城东南部，总面积约1000平方千米。自西汉驻牧开垦以来，成为通往河西的一条孔道，史书上称“松山古道”。这里培育而成的“达隆马”，耐力好，骑行稳当，是古代骑兵装备的首选。
　　在离松山滩黑马圈河口不远的地方，坐落着一座古老而苍凉的城池，这就是著名的松山古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10万明军兵分六路，进剿松山蒙古部落，经过六个多月的激战，收复松山地区，将盘踞在这里的蒙古势力赶到漠北地区，并于次年修筑了松山城。从此，松山城就成为明朝西北边境一座重要的军事堡垒。
　　山丹马场历史悠久，史志典籍多有记载。民国年间，直属中央政府军政部管理的马政机构应运而生。
　　民国七年（1918年），甘肃督军张广建在回答陆军部关于马场的查询时说：“甘州大马营，周围五六百里，不论冬夏，新旧牧草用之不尽。”陆军部要求张广建着手建场，他遂接收原有马场，陆军部于次年10月委任虞奎武为山丹大马营陆军部甘肃种马牧场场长。之后又将宁夏海源、榆中马衔山等马场并入，改称甘肃军马孳养场。民国十八年（1929年），甘肃督办刘郁芬将军马孳养场迁至马衔山，大马营马场遂沦为马步芳兄弟的私人牧场。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政府军政部正式创设军牧场，指定大马营为场址，定名为军政部甘肃省合办山丹军牧场，任命甘肃省建设厅技正宋涛（蒋介石侄女婿）为场长。后因与马步芳兄弟多次交涉无果，无法收回牧场，加之山丹距兰州较远，遂决定将山丹军牧场总场暂设于永登县松山堡（今属天祝县），山丹大马营为第一分场。碑云：“缘本场场地系前山丹军牧场总场所在地之松山堡，创设于民国二十四年春。”意思是说，当时的山丹军牧场总场实际就在松山古城（松山堡）。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中央政府颁布《十年马政计划》。7月，场部在松山的山丹军牧场派少校课员朱涤新，与省政府委派的技师李怀全到山丹大马营分场勘定场界，筹建分场，从松山调来母马1000匹，大马营马场复归中央政府经营。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国民政府军政部、甘肃省政府共同勘定场界，将山丹大马营分场改组为独立的山丹军牧场，松山分场改组为永登军牧场，其他场皆为独立场，直属军牧部管辖。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军政部长何应钦奉蒋介石令，“筹设青海牧场，并指定山丹县之大马营为场址”，定名为军政部山丹牧场，任命宋涛为场长，授少将衔。由于马步芳兄弟矛盾日益尖锐，马步青负气将个人经营、仍在场区牧养的马牛羊数万，连同包括皇城滩在内的草场全部呈献中央政府。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宋涛离任，永登军牧场场长石庭桂继任山丹军牧场场长，授少将衔。同时，山丹军牧场改隶联合勤务总司令部。
　　当时的永登军牧场，“计现有面积东至老虎山顶，西至龙潭河西岸木井子，长约六十千米，全面积约为一千八百平方千米，跨永登、古浪、景泰三县交界……为天然畜牧地带”，其“宗旨原以改良马种、繁殖军马及促进民间产马事业为归宿”。（《军政部永登军牧场纪念碑》）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遵照毛泽东主席“要完整无缺地把玉门油矿和大马营军马场接收下来”的电示，派出第二兵团三军王果三、王文森所部，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派山丹培黎学校汽车的援助下，迅速接管了山丹军牧场。
　　1950年1月，山丹军牧场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后勤军牧部山丹军牧场，场部设于大马营城堡；1953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部第一军马场；1955年，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方勤务部山丹军马场，归总后勤部管辖，其主要任务是为部队生产轻型乘用骑兵马匹。
　　1957年，根据中央指示，山丹军马场移交农垦部管理，更名为国营山丹牧场，属国营农牧企业。1961年，国营山丹牧场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山丹军马场，由总后勤部和农垦部共同经营管理。
　　之后，军马场体制与隶属关系发生多次变化，加之现代军事发展的实际，几经改革演变，最终进入企业化管理运营。期间，军马场原属部分草场、土地划归地方。
　　民国时期主管马政的官员和山丹军牧场场长主要有：宋涛（1899—1971），湖北随州市人，早年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曾任甘肃省建设厅技正，1935—1946年任军政部山丹军牧场少将场长，后任国防部高级参谋等职。曾峰（1892—1968），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抗战期间任军政部军务署马政司司长，少将衔。刘荣绂，河北徐水人，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兽医学校，曾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部军医处少将处长、军政部军务署马政司副司长兼马政司驻甘办事处主任。石庭桂，曾任国民党山丹军牧场少将场长，曾撰写《军政部永登军牧场纪念碑》，为山丹、永登军牧场的历史留下记载。1949年9月在出逃途中遭遇车祸身亡。
　　据《永登县志·军事》（1997版）记载，1949年8月，驻永登县坪城的国民党联合勤务总司令、西北马政局永登军牧场场长常承楷西逃。8月24日，该牧场马群被国民党周嘉彬（张治中女婿）部一二○军劫走，场部由牧务科长赵瑄领导。是时，赵瑄派范士成、穆成章二人为代表到兰州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后勤部联系投诚事宜。9月1日，第一野战军后勤部派李贵初接管永登军牧场，任命赵瑄为场长，李贵初为政委，收集散马，购买羊只，恢复军牧场。当时，西北地区的所有军牧场都归西北军区马政局管理。
　　之后，随着军事格局的变化和行政区划的多次变动，当年的永登军牧场已不复存在，其草场与土地分属于永登、天祝、景泰等县。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