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初建的年代，全国各地工人斗争浪潮此起彼伏，如：1921年7月，上海英美烟厂8千多工人大罢工；1922年1月，香港10余万产业工人大罢工等，许多地区的工友联盟、产业工会也蓬勃兴起，被当时的报刊称“秋花之怒放，夏水之暴涨。”
　　工人运动虽轰轰烈烈，但因缺乏统一领导、周密部署、联合互动、强势支撑等，不可避免出现了力量单薄、松散无援、方式单一、影响范围小，难以保持胜利成果等后果。
　　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以推动工人翻身解放、独立自主进程为己任，为组织领导、运筹谋划工人运动，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下简称“书记部”）。“书记部”通过了解、分析“工运”的现状和形势，认为必须组织召开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建立劳动团体联合战线、密切各地工人组织之间关系，掀起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经周密研究、紧张筹措，“书记部”确立了“不分地域、不分党派，只要是工会组织便可派代表参加大会”的原则，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识整体、顾大局，不限观点立场、不究矛盾争执，为工人解放事业同聚一堂、共谋大计的宽广胸怀。
　　1922年4月11日，“书记部”在《民国日报》上发出《关于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邀请全国各工人团体代表1922年5月1日在广州报到：“五一纪念节在适宜地点召集全国劳动大会，本‘书记部’认为有举行必要，特拟定宗旨及办法列下……请贵团体选派代表一人，持贵团体选派证书，如期赴会为荷。”
　　通告发出，得到各地工人团体的积极响应，5月24日的《民国日报》发消息说：“接到通告的工会，都大为欢欣，竞派代表与会。北京、天津、唐山、长辛店、山东、武汉、长沙、江西、南京、上海等各处派代表赴粤者约三、四十人，加上广州各工会代表，合计竟达一百六十余人，代表工人三十余万。”
　　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广东机器工会礼堂”开幕，与会代表来自全国110多个工会和工人团体，有共产党、国民党、无党派人士、无政府主义者等共173人，中共代表有：李启汉、邓中夏、林伟民、苏兆征等倍受拥戴的“工运”领导人。
　　6天的会议日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听取“书记部”关于大会筹备情况的汇报；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域工人斗争情况；大会发言；讨论提案等。由于代表派别有异、人员复杂，立场不同，讨论时常发生激烈的分歧和争执，主持大会的共产党人采取协商表决、求同存异等办法排解纠纷，化除矛盾，牢牢把握大会的宗旨和方向，保证了日程的顺利进行。
　　大会期间，收到代表提案近百件，经审查委员会整理归纳、评议审核，最后讨论表决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案》《规定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案》《八小时工作制》等10件提案。其中最受关注、最重要的6件均是中共代表提出来的，充分表明大会对中国共产党意愿、主张的赞同和支持，也让共产党人倍加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增强了肩负起领导工人运动的信心和决心。
　　同时，大会发布的《第一次劳动大会宣言》明确指出：“要把各地工人们按照产业组织的工会，联络起来，组织各种全国的产业总工会……无论哪种或哪个地方的工人们对资本家的奋斗，都是我们这个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奋斗；我们必定要互相援助，才能得到胜利。”
　　《第一次劳动大会宣言》不但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准备，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邓中夏曾经描述说：“根据一次‘劳大’的决议案，实际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胜利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派别、组织携手合作的里程碑，开创了中国工人阶级联合奋斗的新纪元，把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