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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秀珠:
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妇女部部长
2022年05月16日
字数:3,207
版次:03

□王贞虎

  周秀珠(1910—1970)出生于香港一个贫苦的海员家庭。她曾任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是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妇女部部长。
  1925年6月,由中共领导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周秀珠同父亲投身于罢工行列,全家搬到广州。6月23日,她跻身于广州各界10万人反帝大游行。当密集人群途经沙基时,突然从河对岸沙面射来英国殖民军猛烈的枪弹,刹那间上百人死伤,鲜血染红了马路。小秀珠顿时惊呆了,目睹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激发起她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无比仇恨。
  她积极参加海员总工会宣传队的活动,经常在街头闹市地段进行宣传,散发传单,演出粤曲、“白榄”小调等,以说唱形式向民众通俗地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宣传大罢工的意义和必胜的决心。1926年3月,周秀珠被推选为省港劳动童子团筹委会委员。不久,周秀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25日,省港劳动童子团成立,她当选为执行委员兼女童部部长。随后,还不到16岁的周秀珠加入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被调到省港罢工委员会从事女工运动的工作。虚心好学的周秀珠经常聆听邓中夏、苏兆征、李启汉等人的教诲,在高恬波、陈铁军等带领下,进工厂、登轮船、串街巷,向工人及家属进行宣传,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迅速提高。
  1927年夏,大革命的逆流骤然冲来。周秀珠再次目睹了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的惨状,短短几天,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让她快速地成长起来。
  

最年轻的六大代表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无数革命同志的壮烈牺牲,激励周秀珠坚定地投入新的战斗。她先后在广州市委、广东省委从事妇女工作。12月11日,她参加广州起义,冒着枪林弹雨走街串巷,带领青年女工们送给养、抢运伤员。起义失败后,她同省委常委杨殷、罗登贤、陈郁等转移到香港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春,周秀珠被增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并被推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
  1928年5月,周秀珠随李立三、杨殷、阮啸仙等,躲过巡捕的跟踪离开香港北上。6月初,他们途经大连转道苏联海参崴,平安抵达莫斯科。出于保密的要求,代表们不能随便上街,一下车便被直接送到郊区的一座别墅里。作为广东省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周秀珠不仅是广东代表团年龄最小的,也是六大84名正式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周秀珠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她是六大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成员,肩负代表们重托与期望,参与大会领导工作。她除被指定为大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召集人外,还是政治、职工运动、农民土地问题及广州暴动问题等委员会委员。从6月18日开幕,到7月11日闭幕,她先后参加了15次主席团会议和22次全体会议,曾同蔡畅、邓颖超、杨之华等大姐讨论起草妇女运动报告,研究如何加强全党妇女工作问题,也曾两次主持大会主席团会议,并在大会讨论职工运动报告时发言。
  会议期间,她每天聆听着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等革命家的讲话,直接领受他们言传身教,学习他们的作风,思想理论水平和组织领导能力迅速提高。正是这种情况,使年仅18岁的周秀珠当选为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随后又被选为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在8月17日的第三十四次会议上发言,是共产国际会议上最年轻的代表。
  

19岁当选中央妇女部长

  1928年深秋,周秀珠满怀坚定的革命信念,回到上海,担任中央妇委秘书。由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的张金保因事未到上海任职,中央妇委的日常领导工作重担,就由周秀珠挑了起来。同年1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由项英、周秀珠、邓颖超、彭湃、蔡畅等组成。项英忙于中央工委工作,中央妇委的日常工作实际由周秀珠主持。1929年后,19岁的周秀珠正式担任了中央妇委(妇女部)书记(部长),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部门领导人。
  处身于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周秀珠投身于地下斗争。她认真贯彻六大路线和方针,研究改进秘密斗争策略,从日常经济斗争入手,采取多种灵活的形式,逐步恢复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她经常机智地甩掉“尾巴”,身着女工装束,深入纺织厂做青年女工工作。1929年7月,上海虹口区20余家丝厂女工共1.1万人举行了同盟罢工,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劳动待遇等要求。
  

转战南北出生入死

  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周秀珠与战友罗登贤结成革命伴侣。1930年春,罗登贤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周秀珠伴随他返回阔别3年的香港,这儿有他们的亲人和熟悉的街道、工厂、码头。同时调来的还有李富春、蔡畅夫妇。周秀珠与蔡畅并肩战斗,负责妇女工作。同年秋,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罗登贤为书记,李富春为组织部长,周秀珠兼做交通和情报工作。尽管他们无所畏惧,勇敢积极,经常深入工厂开展女工运动,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并取得一定进展,但终因执行的是错误的“立三路线”,斗争一再受挫,后来省委的交通员被捕叛变,致使几十个同志被捕,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9月下旬,周秀珠同罗登贤秘密回上海,出席六届三中全会。斗争的实践使她清醒了,会上她拥护批判和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坚决支持瞿秋白、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会后罗登贤返回南方,周秀珠留在上海继续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她同杨之华、张金保和邓颖超等,领导了恢复正常的妇女运动的工作。
  1931年夏,罗登贤被指派为中央驻东北代表,周秀珠又一次伴他北上,沿途巡视指导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周秀珠亲身经历了东北的沦陷,亲眼见到日军铁蹄践踏下东北父老家破人亡的惨状。她积极组织发动抗日救国运动,参与领导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11月,满洲省委机关遭破坏,省委书记被捕。党中央指定罗登贤兼任满洲省委书记,周秀珠负责省委妇女工作。周秀珠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奔走在白雪皑皑的北国冰城,经常随杨靖宇、赵尚志、冯仲云等到电车厂、烟厂,向女工们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发展反日会等组织。
  但不久,在东北积极地领导和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罗登贤,却被王明路线下的“临时中央”指责犯“右倾错误”而撤职。同年底,周秀珠怀抱仅两个月的婴儿,又伴随罗登贤到达上海。
  1933年初,罗登贤留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书记。周秀珠独自带儿子到香港,在罗登贤的姐姐罗才家隐居,哺育营养不良的孩子,恢复虚弱的身体。尽管她的行动十分谨慎,巡捕还是发现了她的行踪并逮捕,殖民当局后因查不到证据,不得不将她予以取保释放。
  由于“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上海地下党一再遭到敌人破坏。1934年她又一次被捕入狱。由于叛徒供认,她的身份暴露。周秀珠受到残酷的严刑拷打,被判刑监禁;直到1937年1月获释出狱。
  

军需生产战线的女厂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秀珠几经辗转找到周恩来,回到了党的怀抱。这期间,她主动向党组织汇报了在狱中的表现,接受党的审查和考验。一年后她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机关,当托儿所所长。随后的岁月里,她在延安印刷厂、难民厂等单位当保管员、会计、文书等,1939年被调入延安被服厂。1946年,周秀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经过党组织慎重讨论审查,又经刘少奇等批准,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重新获得政治生命的周秀珠,满怀喜悦,又踏上了战斗的征程。1946年她来到了曾经工作过的东北,被分配担任东北民主联军供给部佳木斯被服厂军代表、厂长的工作。在东北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她领导被服厂的工人,克服困难,日夜奋干,保证了东北解放军百万雄师的后勤保障,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伟大的辽沈战役和第四野战军入关的进军中,都凝结着周秀珠和战友们的辛勤劳动,他们用汗水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50年,周秀珠担任中南军区军需部二0一厂党委书记。她接任不久便接受了为入朝作战的志愿军生产被服的任务。战争进行了3年,这期间,周秀珠以身作则,经常带领工人们挑灯夜战,生产了一批又一批的军装用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抗美援朝的前线。
  1956年9月,为表彰她在人民解放事业中做出的功绩,周秀珠荣获了二级解放勋章。随后她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了武汉第一针织厂党委书记、武汉市纺织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武汉市妇联副主任等职务。
  1970年12月,周秀珠逝世。1979年4月20日,在为周秀珠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上,党、政府和人民对她的一生给以了充分的肯定:“她为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