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百龙

　　近日读《宋家客厅》，学得一典故“王逢原的烦恼”。据《王直方诗话》载，北宋诗人王逢原因为厌恶络绎不绝的访客，曾大署其门曰：“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王逢原的烦恼”几乎是每位成名的学人都要面对的，并且是名声越盛，烦恼也就越大。
　　鲁迅对青年学者的关心是出了名的，却也带来了不少王逢原的烦恼。青年作家叶紫上门请鲁迅看稿，从来都不管鲁迅当时是否有时间、身体是否需要休息；有时还要求鲁迅为他的朋友写招牌；甚至要求鲁迅给政治读物《殖民地问题》写书评，鲁迅哭笑不得地说：“那可真像要我批评诸葛亮八卦阵一样，无从动笔。”鲁迅在1936年9月8日致叶紫的信中解释道：“我身体虚弱，而琐事多，向来每日平均写回信三四封，也仍然未能处处周到。一病之后，更加照顾不到，而因此又须解释。所以未写回信之故，自己真觉有点苦痛。我现在特地声明，我的病的确不是装出来的，所以不但教我出外，令我算账，不能照办，就是无关紧要的回信，也不写了。”此时距鲁迅逝世已不足一月。
　　晚年居北京的钱钟书，每日都能收到各地的来信，有求推荐、作序、题词等等之类的，每日少则五六封，多则十余封，还要接待慕名而来的访客，苦恼不已。《宋家客厅》作者宋以郎将复信喻为钱钟书晚年的头号烦恼。虽然对来信多置之不理，但仍有“不能谢、不宜谢、不忍谢者”，如“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悯者，不得不稍效棉薄，并作复书”。钱钟书曾致信友人，一日接待了一位流感患者来访，送走客人后，自己喷嚏交加，高烧到39度。真是“闭门家里坐，病从外国来”。有一位外国女士打电话给他，表示非常喜欢他的文章，想登门拜访。钱先生听后，赶紧说道：“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同样的话他也给后来的外交部部长李肇星说过，钱钟书拒绝了李肇星的来访，并劝告他“有时间去看书吧，不要来看我”。好友宋淇曾为钱钟书支一招，设计好信的模板，空出称呼，影印二百份，日后来信可填写称呼再回复，省去很多功夫。钱钟书则言这种逐客书必召闹挑衅，且流传成为话柄，甚至是把柄，因此拒绝了宋淇的方法。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钱钟书先生生病住院为止。
　　路遥中篇小说《人生》发表后，打动了无数普通读者，兴起了阅读《人生》的热潮。路遥一下子成为热点人物，无数的信件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内容五花八门，除了对小说、文学的探讨、感想外，还有人把路遥当成了掌握人生奥秘的“导师”，向他请教“人应该怎样生活”。甚至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路遥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路遥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路遥讨论和“切磋”各种问题。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路遥从被窝里惊醒。路遥形容自己的生活完全乱了套，自己完全被淹没在舆论中。
　　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将太多的精力放在接待访者和回复信函，那在读书、写作上的花费的时间就更少了。对于这种“王逢原的烦恼”，钱钟书先生看的很透彻，“虚名带来灾祸，如是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