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师向东 崔莹 朱亚龙

　　以礼县为中心的西汉水上游地区，是秦文化的发祥地。2000多年前，自商奄之地西迁而来的嬴姓先祖，在此扎根繁衍，建国壮大，为日后东进关中、横扫六合打下坚实基础，也在这西垂之地创造出了灿烂繁盛的独特文化。
　　近年来，省政协将秦早期文化研究作为重点工作之一，组织各方面力量进行着有力的探索研究。今年9月，记者一行4人前往礼县，对秦早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掘研究进行采访报道。采访期间，礼县境内诸多遗址、遗迹、遗物、遗存，固然让记者领略到了秦人早期在陇右大地上所创造的灿烂文化，而那些为秦早期文化的保护传承、发掘研究和弘扬光大而努力的人们，同样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侯红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从2004年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项目启动以来，这位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已经在礼县考古一线工作了17年。
　　17年间，侯红伟每年大半时间都在考古现场，与家人聚少离多早已成为常态，家中一应事务都由妻子承担，他为此深怀愧疚。但17年间在礼县开展的一系列考古与日俱增，以至于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听到有人谈论秦文化，就不自觉地凑过去听，乃至自己变成谈论的“主角”，去给别人讲述秦文化。
　　17年间，无论是亲手发掘，还是查阅资料照片，侯红伟见识过数量庞大的秦早期文物。一谈起这些文物，他总是神采奕奕，滔滔不绝。在侯红伟见识过的诸多秦人文物中，有两件让他印象尤其深刻。其中一件，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盗墓狂潮中被盗于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随后流散海外、为美国收藏家范季融所收藏的一尊秦公鼎。“范季融先生收藏了好几件秦公鼎，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件铸有铭文‘秦公作宝鼎’字样的。秦人有列鼎制度，将青铜鼎从大到小依次排列，这件鼎从形态看并非列鼎中最大的一件，但它的形制已经非常之大了，可想而知整个列鼎中最大的那件该有多大！我想，用‘国之重器’四个字来形容，绝对不会过分。它充分彰显出了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墓主的身份。只可惜，这些如此精美、如此重要的文物都流散到了海外，真是让人痛心。”
　　另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秦人文物，则是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项目组亲手发掘的秦子镈钟。2006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工作之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对大堡子山秦公大墓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发现了一处乐器坑。最初，工作人员在乐器坑位置发掘出了一件青铜器的“耳朵”，其宽度可达20厘米，“当时就停下来，没敢继续往下挖，我们认为它可能是青铜鼎，如果一件鼎的‘耳朵’就有20厘米宽，那该是多大的一尊鼎啊！”
　　由于发掘现场面积巨大，各位考古专家分别负责一片区域，但当这只青铜“耳朵”露出地面后，所有人都聚了过来。在做好充足的保护措施后，工作人员继续向下发掘，最终发现这件青铜器原来并非巨鼎，而是一套镈钟最上部、也是最大的一件，它的高度接近50厘米，重量超过50公斤。整个乐器坑最终发掘出3件大型镈钟，9件青铜甬钟，以及两组、10件石磬，“镈钟之间还有3件铜虎，3中乐器各有架子，整体排列，十分美观。”侯红伟说，尤其重要的是，这件镈钟的股部还阴刻有26字的铭文，注明“秦子作宝龢钟，以其三镈……”，“这就不仅点出了它的器主是‘秦子’，而且数量为3件，跟发掘情况完全吻合。”侯红伟告诉记者，大堡子山遗址有两座秦公墓，关于墓主的身份在学术界争议很大，秦子镈钟的出土，证明了这两座墓的墓主，一为“秦公”，一位“秦子”。
　　事实上，秦子镈钟的埋藏处，距离最近的一处盗洞仅有8厘米。“我们发掘的时候很多人前来观看，其中就包括此前参与过盗墓活动的人，面对秦子镈钟，他们当中有人不无‘遗憾’地说，当时（盗墓时）再用点力、再多挖一钁头就挖到这件器物了，听着这些话，我们只能感叹真是劫后余生！”侯红伟说，秦子镈钟的出土，在当时十分轰动，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田野考古三等奖，是一件在学术界非常有影响力的重大发现。
　　如今，侯红伟依然坚守在礼县秦早期文化的考古发掘一线。作为领队，他带领项目组正在进行四角坪遗址的考古发掘，在这里，一座规模巨大的秦统一六国后所建的大型礼制性建筑逐渐显露真容。
　　事实上，四角坪遗址的发现者，是礼县本土专家、甘肃秦文化博物馆馆长王刚。2012年，王刚在进行文物普查时，在县城东北的四角子山（也即四角坪）发现了一些残砖断瓦。后经鉴定，这些建筑材料的年代属于秦代，更确切地说，是秦统一六国之后、也就是秦帝国时代。这一重要的线索，最终促成了四角坪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在礼县当地，像王刚这样热爱秦文化、为秦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扬光大而努力的人还有很多。
　　记者在礼县采访期间，先后来到大堡子山遗址、四角坪遗址、圆顶山遗址以及甘肃秦文化博物馆，每到一处，总有本地的专家向我们介绍每一处遗址、每一件文物的详细情况。他们尽管声名不彰，但无不对秦人早期在礼县的历史熟悉有加，无不饱含着对当地秦文化的深情厚感。
　　在大堡子山遗址，礼县文物局副局长独小川向记者介绍秦人何以西迁时，历数秦人先祖的代际关系，讲述嬴姓先世在夏、商、周三代的遭际，“秦”之一字的本义，每一语皆有文献出处。严谨的史实逻辑背后，是对孕育于礼县大地的秦文化的深情厚爱，是无数次深入遗址现场的考察学习，是无数遍对《史记·秦本纪》《说文解字》等文献资料的深入钻研。
　　在甘肃秦文化博物馆，记者随手指向一件馆藏文物，馆员赵建牛总会讲述其来源、发掘过程以及其历史文化价值。文物无声，却能传递历史的语言。从带有寺洼文化风格的陶器，到殷商痕迹明显的青铜重器，赵建牛告诉记者，细览这诸多文物，一条秦人自商奄之地西迁陇右，既继承殷商文化，又融合西垂地区戎狄文化，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特质的秦文化发展脉络清晰地呈现于甘肃秦文化博物馆。
　　在圆顶山遗址，甘肃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旭东手指山下不远处的西汉水，追忆儿时这条礼县人民的母亲河流水潺湲、蒹葭苍苍的景象。说话间，思绪似已飘向2000多年前，“相必秦人西迁于此之时，西汉水流域该是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丰茂的草场和富含盐分河水，是天然的优质马场，唯有如此优良的环境，才能为秦人提供重新崛起的物质条件。”
　　同样在圆顶山遗址，两位附近的村民赵军福、赵四雄，担负起文保员的职责已逾十年。此处的两座秦贵族墓葬经抢救性发掘后已回填，如今早已草木葱茏。在这里，他们白天梯田里营务果园，时刻俯察遗址的动静，夜间则住进遗址旁的小土房里，拿着手电筒和防身的木棍多次巡查。作为文保员，他们所获的报酬并不多，也有不死心的盗墓者砸碎小土房的玻璃，趁着巡查的空档将他们的被褥扔到附近的农田里以泄愤，但他们依然坚守于此，并曾亲自抓到手持作案工具准备盗墓的不法分子，将其交给闻讯而来的民警手中。而他们的坚持也获得了回报，近几年来，打圆顶山遗址主意的盗墓者已经绝迹。
　　为秦文化的研究和弘扬而持续努力的，同样还有礼县政协的同仁们。多年来，他们以每年一本的频次，累计出版了十多辑礼县文史资料，在这些资料中，秦文化占据了重中之重，这些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为礼县境内的秦早期文化、以及为秦文化所浸润的本地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礼县境内的秦文化遗址、遗存、遗物，曾遭到过巨大的破坏，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而正因为我们正视这些缺憾，才能以更大的决心、更全的措施去保护、去研究这些历史遗存，也才能在保护和研究中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其宝贵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也更加自觉地承担起保护传承和弘扬光大其历史价值、时代价值的责任，让这一中华民族的先祖在2000多年所凝聚的自强不息、开放包容、务实进取的民族精神，照亮我们在新时代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