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师向东 崔莹 朱亚龙

　　 

图为礼县四角坪遗址

　　据历史文献记载，秦人先祖世代效忠商王，在殷商时代颇为显赫。但随着周人灭商，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被作为殷纣余孽而迁往西部边陲。彼时，这样的迁徙是一条伴随着屠杀和大量死亡的民族危亡之路。
　　迁徙至西陲的秦人，自身实力已然十分弱小。在强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中，秦人何以逐渐壮大，进而东进关中、一统六国？在甘肃东部地区、特别是礼县境内的一系列考古研究工作，给出了答案。
　 

四角坪遗址：帝国意志的体现

　　礼县县城东北2.5公里处，四角子山巍然耸立，1867米的海拔高度，让其在群山中格外突出。从山腰处沿着小径上行数百米，赫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平旷的山顶和大型考古现场。这里便是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四角坪遗址所在。
　　四角坪遗址发现于2012年。时任礼县博物馆馆长王刚在四角坪的一次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后经鉴定属于秦代的残砖断瓦。2019年，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项目团队对四角坪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发现其外围为一道依山势而建的夯土城墙，在山顶上发现了方形中心建筑和外围附属建筑。2020年以来，项目组陆续对四角坪遗址展开发掘。
　　整个四角坪山顶的面积近3万平方米，其中部正在发掘的区域也足足超过8000平方米。这是一处规模巨大、形制规整的礼制建筑群，已发掘出的云纹瓦当、绳纹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显示出其建筑年代为秦统一六国之后，即秦帝国时期。
　　“从整体上看，这是一处由中心建筑和附属建筑组成，以中央方形土台及其上半地穴房址为中心，四周对称分布平行的双排建筑构成的大型建筑群，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秦帝国时代的礼制性建筑。”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四角坪遗址考古项目领队侯红伟说。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在这里建设如此大型、规整的礼制建筑，其用途是什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的次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侯红伟认为，四角坪上的大型礼制建筑，正是为秦始皇西巡祭天而准备的。“四角坪遗址的具体性质目前还有争议，但从其规模、其排列规律来看，无疑属于大型礼制建筑。礼县在秦代称为西县，属陇西郡，秦始皇西巡是否经过西县、是否在西县祭天告祖，历史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但作为一项皇帝西巡的准备工作，为其建设一处祭天的场所，是合理的推测。”
　　而另一方面，作为秦统一全国后建设的大型礼制建筑，四角坪建筑群无疑是国家意志和国家精神的体现，为后世同类型建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模板，对规范国家祭祀等礼仪制度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西迁陇原：与西戎的交流融合

　　事实上，一统天下的秦人在西汉水上游的礼县建设规模浩大的祭天场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这里正是秦人先祖生息繁衍、发展壮大，为进据关中、争雄天下奠定基础、积蓄力量的龙兴之地。
　　清水县李崖遗址的考古研究显示出，从西周中早期、甚至更早的阶段，秦文化就已根植于陇原大地。而出土于此的文物，也清晰地印证早期秦文化与殷商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有力地证实了秦人自东方而来。
　　武王灭纣，周室代商，秦人先祖从显赫贵族变为前朝余孽，地位一落千丈，被迫走上的西迁之路。作为西迁的终点，当时的甘肃东部是为戎狄之地，充满杀戮与大量死亡的漫漫迁徙，让秦人的势力已然十分弱小，四敌环绕的环境，更是让其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中，秦人首先要做的不是和土著的戎人、狄人去对抗，而是融合，去友好相处。”侯红伟告诉记者，在李崖遗址，秦人墓地有寺洼墓地存在，甚至出现一座秦人墓地与一座寺洼墓地大小、方位完全一致的“对子墓”的情况。在考古学界，“对子墓”被普遍认为是夫妇异穴合葬墓。而寺洼文化，则被学界普遍认为是西戎、犬戎文化。“还有一些秦墓中出土了戎人的器物，这充分反映了初到西部的秦人作为外来民族，与当地土著戎狄民族的交流融合。”
　　事实上，在秦早期，秦人与西戎的融合持续存在。据史籍记载，秦人先祖中潏的母亲，即为戎人郦山之女；秦人始封先祖“非子”之父大骆的正妻，也是西戎贵族申侯之女。“非子因善养马而获周孝王赏识，欲使其继承大骆的嫡系血统，但因大骆与申侯之女已有嫡子成，申侯遂以团结西戎之义劝谏，最终周孝王改赐非子秦地以为附庸，是为秦赢，这就是秦人的来源。这里也同样反映出秦人先祖与西戎融合共处的关系。”侯红伟说。 
　

在对抗中成长：秦人何以崛起于陇原大地

　　“秦戎关系出现变化，是在秦仲时期。非子的曾孙秦仲被周王封为大夫，命其‘诛西戎’，秦戎关系至此发生逆转，由原来的融合走向对抗。”侯红伟告诉记者，彼时的秦人依然弱小，秦仲与西戎对抗十多年后，最终被戎人击败杀死。
　　秦仲生五子，长子为秦庄公。周宣王借兵七千与庄公，遂击败西戎。在此之前，大骆、成这一支秦人已经被西戎攻灭，世代居住的西犬丘也落入西戎之手。庄公击败西戎后，占据了秦地和西犬丘，被周王室封为西垂大夫，至此秦人有了真正的实权，管理着非常大的封地。“庄公的两个儿子世父和襄公，也一直进行着对戎人的战斗。但另一方面，襄公又把自己的妹妹嫁给戎人首领丰王。”侯红伟说，这些史实都反映出，自秦仲之后，秦与西戎一直处于战和不定、既有对峙又有联姻的状态。
　　民族性格绝非天生，其养成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当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对关乎生死存亡的外部环境时，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对一个民族的性格养成具有深远的影响。秦人在陇原大地生息繁衍、发展壮大的历史，对此有着充分的证明。正是在这种强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中，在与西戎的战和交织中，秦人不断养成积极进取、团结一致、坚忍不拔、忍辱负重的民族特性。
　　“与同时期其他的诸侯国相比，秦国的国君几乎没有昏庸之辈，特别是进入战国之后，每一代国君都非常贤明。”侯红伟说，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就是指出始皇之前的六代秦国国君，都有着非常明确的政治目的，都在践行统一全国的使命。“所以相较于内乱频发的六国，秦民族的坚韧性，无论是上层的统治阶级，还是普通的平民阶级，都有着强大的凝聚力，民族的共性、整合力非常强大，尽管秦人也曾有过内乱，但更多的是向心力，这对秦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民族性格和凝聚力、向心力的养成，与其在陇原大地的发展壮大密不可分。”
　

艰难玉汝：深入研究秦文化的当代意义

　　自2004年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侯红伟在礼县开展考古工作已有17年之久。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他对秦文化的感情愈加深刻。“一听到别人讲秦文化，就喜欢凑过去听，而且自己也要讲。”侯红伟说，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秦代（秦帝国）虽然仅存在短暂的15年，但秦对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如今，提起秦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秦始皇、兵马俑，但对帝国之前秦的历史，包括秦的来源，秦族、秦文化的形成，秦何以由边陲弱族发展成为一统天下的强大帝国，许多人却并不了解。侯红伟认为，战国时期，七雄并起，齐国、楚国、赵国同样具备统一天下的实力，但为何这个历史重任最终由秦来完成？这是由秦独特的民族特性和历史环境共同决定的。“研究秦帝国，就要对它之前的历史、文化，它所处的历史环境、自然环境，它的独特民族特性的形成进行综合研究，惟其如此，才能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秦国怎样在群雄并起的时代完成统一大业。”
　　在侯红伟看来，作为秦人的龙兴之地，甘肃在秦文化研究中有着独特的优势，也理应在秦早期文化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从2004年到现在，从清水李崖遗址，到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西山遗址、鸾亭山遗址，甘谷毛家坪遗址，再到目前的四角坪遗址，通过十多年的工作，我们基本理清了甘肃东部早期秦文化的历史脉络，包括它的文化序列、文化谱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李崖遗址的发掘、研究，从考古上证实了秦人“东来说”的正确性，同时更加准确地解释了“西来说”中的学术观点，即后者更加证实了秦人来自东方，而在陇原大地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另外，礼县鸾亭山遗址，是考古界发掘的首个汉代祭天遗址——西畤，这位探寻秦襄公立国后建立的秦国西畤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尽管还缺少更多的实证，还有待进行更多的考古工作，但西山遗址的发掘研究，对寻找西犬丘和秦人第一代陵区——衙陵，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历史长河的脉络下，我们对历史的回顾，其实是对当时环境的一个总结，是对当代的借鉴。”侯红伟说，纵观秦人、秦族、秦国的发展历史，在强敌环伺、六国合纵的内外交困环境中，秦人如何摆脱困境、向东争雄天下，对于后世而言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面对过、未来也会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研究秦人的历史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或许就是研究秦文化对于当代的意义。”